时间回到清明节那一天。
沈栖梧和时叙并肩站在树影和微风中。
沈栖梧想起了遥远的童年，那年她该过三岁的生日。那年清明，她被父母牵着手走在一排排墓碑间，听着大人们讲述往事。
在她当时的认知体系里，生命体征的消亡即为客观事实的终结，所以用“生前事”来表述“往事”更加精准。
当她这样说时，一向温和的母亲特意蹲下身，视线与她平齐，轻轻摸着她的头，用郑重而轻柔的语气纠正道：“栖梧，不能用‘生前事’来总结。我们用‘往事’。因为他们虽然不在了，但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一直活在所有人的记忆里。”
那时的沈栖梧不懂，但是点头答应了，并做到了。
后来她听了很多这样的往事。
第二年的清明，也是在这里，沈栖梧问母亲：为什么这些人，明明在经过理智评估后，知道将要执行的任务有着极高的危险性，甚至有极大概率会导致生命体征的不可逆消亡，却还是要去？这不符合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。
当时母亲没有立刻作答，只是静静地望着远方，良久，才轻声告诉她：“因为，有国才有家。”
为了弄明白这句话，年幼的沈栖梧翻阅了大量的能接触到的资料。
通过对社会学文献和宏观历史史料的拆解与分析，得出结论：
纵观人类社会的